“历史不会重演，但错误是会重演的”(陈独秀语)。但愿这篇小文能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。
近几年来，我对故去的现当代人物发生了兴趣，且不管是有名或无名的，革命或不革命的，只要我觉得有思考的价值和意义。
前不久，我读一篇《能否为张志新拍一部电影》(载《湘声报》2001年8月10日三版)，颇有所感。一方面，觉得张志新已追认为烈士了，拍片反映烈士生平，无可非议；至今未有艺术家去拍，当然是个遗憾。另一方面，我又觉得张志新们(包括遇罗克、林昭、李九莲等)还算幸运，冤死几年后，时局一变，平反了，有的追封“烈士”称号，有的说是“无罪错杀”，且媒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报道，林昭和遇罗克还出版有纪念专辑。但应该承认，还有不少像张志新们一样冤死的人，至今未为人知，其中武文俊就是一个。
说起来，我与武文俊同乡，同是湘西溆浦人。那时，武文俊在该县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当公办教师，我在与低庄相邻的双井公社宝塔小学当民办教师。我们彼此并不相识，只是这个案子破获后，我才知道有个叫“武文俊”的人(破案时，每人上交一个笔记本，还要另写一张纸的字，弄得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，心怕笔迹错对到自己头上说不清)。1977年1月9日上午，武文俊因“现行反革命罪”被枪杀在县城对河的沙坑里，时年40岁。所谓“现!行反革命罪”，就因为他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写了一封匿名信。关于匿名信的内容，当时只听说它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”，提出了“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”。
恢复高考后，我离开了湘西，但与文字结缘，每每读到关于张志新、关于遇罗克、关于林昭和李九莲的文字时，总觉得应该为武文俊写点什么。
武文俊蒙冤25年后，我又踏上那块土地，武文俊的妻子刘满英流着泪对我说：“他本来最胆小怕事的，也不管闲事的，教书回来，要么帮着做点家务，要么就在木楼上读他的书。那次，他也是鬼迷住了……”与武文俊一起任教杨和平小学的同村人武思月说：“武文俊是个好人。他善良，从不与人争吵，做事都考三虑四的。还有，他胆子小，出点事就吓死了。他还比较孤僻，有书呆子气，书读得多，社会上的事也想得多，但平时开会讨论什么，大家七嘴八舌，他不吱声的。到出事时，我们都不相信那信会是他写的。”
武文俊的“匿名信”是1976年4月12日开始酝酿起草，4月18日至22日写成的。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。3个月后，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。经过167天的审理，武文俊就被枪杀了。1977年1月4日溆浦县人民法院下达死刑判决书称：“武犯自1958年参加教师工!作后，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，经常发泄不满言论，曾受到学区重点批判，但仍不思悔改，发展到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，思想极为反动。挖空心思、绞尽脑汁，书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反革命匿名信，1976年4月24日投寄‘国务院总理亲收’。利用古今中外最恶毒的语言，极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，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。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，罪行严重，民愤极大。本院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，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保卫揭批‘四人帮’的伟大斗争深入发展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，保卫‘农业学大寨’和‘工业学大庆’，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。特依法(没有说根据某款某条，引者注)判处武犯文俊死刑，立即执行。”
判决书最后称“如不服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3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”。但据查案卷记录，武文俊没有上诉，倒是他的亲人于3年后开始上诉，要求复查此案。1982年5月18日，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：武文俊属“有罪错杀”。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，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——这就是事件的结局了。
武文俊在那封赔上性命的“匿名信”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现引录如下：
十化宗主阁下：
上次来函，想必一定收到，此事宜早图之，愈快愈好，迟则有变，反害自身，则祸必临头耳!须知，熊精特性，最善蛊惑人心，笼络人心，软化人心，熊乃丁火所化，即是最坚硬的金属，亦能被软化，他迎人则抓住不放，笑不休，笑后则吃人。它所宠信的人，也可说是最倒霉的人。曾有熊精的故事，说人熊感受宇宙阴阳之气，变化成精，能托胎于人，又能借尸还魂，世人不识。它宣扬专替人民办好事，骗得多人信服，好认人作亲属朋友，但一旦真正与它亲密接触，就会被它吃掉。它自谓穷通宇宙哲理，有通天之术，可以引导人民进入“天堂”，骗得五湖四海人们的信任。于是它把舌头伸出，变成了一座“天桥”，指挥人们上“天桥”，进入“天堂”，于是人们受骗，没有认清本质，不识真伪，人们络绎不绝竟不辞劳苦地披星戴月地忍饥挨饿地上“天桥”，岂知有去无归。原来“天堂”是个死胡同，都进入了熊精的咽喉，被吞吃。眼看人民就会遭受灭族之祸。幸好，天帝知道了此事，即降贤士于人间。贤士拔剑斩精，才拯救了人们。
［引者按］武文俊在狱中交待说：称呼“十化”，即“华”字分拆，指华国锋；“宗主”，武说是指奴隶社会的头人；“上次来函”系虚构，意在增加破案难度；“熊精”二字共28画，是影射毛泽东；“熊精的故事”是根据民间“莽蛇精的故事”改编的。“贤士拔剑斩精”，是指1976年4月5日在“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”，“精”即“熊精”。
历史到了现代，熊精又借尸还魂了，它不断地把宠信的人做为梯子，踏着梯子使它可以不断上升。做梯子者，自然是被践踏者。最初还以为是荣幸，认为地位提高了，其实是个梦中牺牲者。曹操好梦中杀人，实际操刀不在梦中，被杀者在梦中也。还是那句老俗话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得宠应当思辱，居安应当虑危，上台之时，须考虑下台之日。现在既做了它足下之梯，那就不能不认真对付，无能无为，会被踏碎，有偏有倚，亦会踏扁，须知熊精变化多端，要人倒地，鬼神莫测，若稍有不慎，就会遭险。它打着“为人民服务”旗号，挂着“为人民造福”的牌子，骗取了五湖四海的人信任之后，因而也就有了杀人之权，置人于死地，只要一句话。经常思考着杀人之术，治人之道，整人之法，竭力煽动鼓励人们之间斗争，说是阶级斗争，使人们自己打自己，自己消灭自己，这就是它经常宣扬的“斗争哲学”，也是它全部学说的宗旨。所谓革命，按照它的打算，先革有产者之命，后革无产者之命，一时运用这股力量，打倒一方，一时运用那股力量打倒另一方，以逐步达到消灭人民之目的，确实没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够与它共事始终。不主张公理、正道，惟我独尊，至高无上，毁灭人类文明、自由、民主幸福，实行野蛮、残暴、灭绝人性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，它是真正的拉历史倒车，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万恶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(林说它是社会封建主义，这种说法不当)。
［引者按］文革后，中央拨乱反正，立即修正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方针，实行了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治国方略。
下面只简举数例，证明它不如封建社会进步，而是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。
一、经济不如封建社会富裕，外面光华，内部空虚，国家和人民都很贫困。就拿农民的劳动和收入来说，现在农民一年360天，天天劳动，起早摸黑，比封建社会给地主做长工辛苦得多，可是收入很少，只能维持半饱的生活，吃自己的饭，每个劳动日的工资不到一升大米，与奴隶生活水平差不多。以前给地主打长工，一日三餐饭是吃地主家的，有时还有点酒肉荤菜，每月工资两担稻谷，一年就有24担稻谷余着，折合市斤就有两千多斤。打零工是每日工资3到5升大米，一天三餐饭还是吃主人家的。插田打禾时的零工工资，每天可达一斗五升左右的稻谷，三餐饭是吃主人的。手工业每天工资有5到8升大米，一日三餐吃主人的。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就更不用说了，要比农民高得多。封建社会人们的劳动量又没有现在这么大，劳动时间没有这么多，种植面积也不及现在的一半。“杨立贝、白毛女、祥林嫂”毕竟还是加了浪漫色彩的创作小说，不是真人真事。当然不能否认以前的封建社会没有弱点。但是现在不许写阴暗面，若允许写的话，又何止千万个比祥林嫂、白毛女更惨的人呢 这证明现代社会不如封建社会，是奴隶社会。
二、关于妇女的“解放”，若说妇女现在得到了“解放”，不如说是用绳子把妇女穿了鼻栓。看农村妇女，除了负担家务劳动外，又还要参加田间劳动，妇女的劳动量、劳动时间超过了男人，变成了女奴隶。以前说妇女整天绕着锅灶转，没有得到解放，现在才是“解放”了，劳累得要死。又说老人和儿童“解放”了，不看别的地方，就看大寨的老年和儿童就知道，一个个都被整弯了腰。当然，要人民劳动并不错，不过，所付出的劳力和所得的收入，对比一下，不及封建社会，与奴隶社会差不多。
三、人民没有政治地位，连买个东西也要讲情面，讲人熟。没有政治权力，没有言论自由。特别是学术界，不能发挥才能，都被认为是毒草，要进行批判，于是没有人敢写书了，只有熊精的邪说独盛，盈柜满架。这种奴隶主义社会，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进步和学术的发展。
四、一切人的行动都不自由。就是当官的也不见得比老百姓自由多少，都被当做奴隶一样管得死死的。利用奴隶管奴隶，这是一种巧妙的奴隶制度，人们都成了奴隶。在封建社会人们的行动还比较自由。
五、职业不自由，不能由自己选择职业。人身不自由，处处有约束，连劳动生产都不自由(反对生产自由!种植，反对劳力自由支配)，生活不自由，生存不自由，生育不自由(要把生有两、三个以上小孩的二、三十岁的男女青年，强迫实行阉割结扎生殖器)。它没有后代，痛恨人民有后代，要减少人口，实行截代灭种之法，完全把人民当作牲畜，侮辱残害，明杀人，暗杀人，数目之多，无可统计。
六、徭役赋税之多，史无前例。征收公粮，按单位亩积计算，比封建社会所交公粮多十几倍到二十倍；按总斤额计算，比封建社会多40倍左右。与农民以前给地主交的租谷差不多(每亩田土交稻谷200斤左右)。“收租院”是演的现实，不是演的历史。各种税收繁多，什么都要交税，真是熊精“万税”，人们常常喊“万税，万万税”!还有其他派购、统购、徭役、义务工、积累工等等，人民总负担量，超过封建社会若干倍，农民贫困，又不许搞点副业收入，说是资本主义道路，要退赔，要批判，真是连吃盐的钱也没有。农村忙碌不休而生活苦，城市萧条而颓废，工人生活水平亦不高。
七、专门吹嘘成绩，鼓吹这种社会奴隶主义制度的“优越性”，从不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，59年到61年那一阶段更苦，确实饿死不少人。可是把错误加到别人头上，说是苏修掐我们的脖子，要我们还债，又说是刘少奇路!线搞的，又说是下面干部的“五风”，又说是天老爷不下雨。就不承认自己有错。报刊广播，都是讲的“大好形势，而且越来越好”，从来没有讲过半点缺点错误，使人们看透了这种虚伪的实质，因而产生反感，都不相信。
它否认了一切学术思想，独尊熊精的思想和个人的主义，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愿望。
以上只是随便略举数例，说明熊精的倒行逆施，由封建社会复辟倒退到奴隶主义制度，至于社会上的其他（利弊、舞弊）弊病，不胜枚举，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有所觉悟，民心背向，只是怒不能言。人民跟着它，遭受了多少劫难，多少苦难。现在熊精的天下快要满了，有童谣云：“王不像王尾巴长，四成幸运被水淌，十田交了八丘粮，熊精二十八笔(必)亡。”
阁下若有智勇，成全大事，除却大害，拯救人民，拯救中国，定天下不难，我们当助一臂之力。否则，若苟且拖延，受它笼套，必为所害。前车是鉴，不可重蹈覆辙。
[引者按]以下是武文俊所谓“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”，其实有十一条，“三”为原文重复。
若能成全大事，下面附有建国条例商讨：
一、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复辟倒退，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。熊精的所谓“社会主义”实际上是社会奴隶主义，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。
二、煽动鼓励人民之间斗争，说是阶段斗争，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的奴隶主义制度。
三、国家应为社会契约产物，国家机构设中央、省(市)、县、乡、里等级，国家应民主产生，为全国大多数人服务(为勤劳、正直、善良的老百姓服务)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员，应由人民逐级普选产生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，并且每四年一改选，连选可以连任，但最多只能连任三届(即12年)。
三、国家政策由人民讨论制订，逐级汇总上报中央，最后颁布确定。
四、建立一定军队，防御外敌侵略，建立少量地方治安，解决民事纠分和刑事犯罪。军人来源由基层人民选送，服役期三年。愿继续服役者，根据情况加级加薪。
五、提倡言论、学术、出版自由，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，提出建议，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材。
六、发展工农业生产。
七、财产问题，凡国有企业、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，集体财产仍为集体所有，给予奖励，不愿集体化者，由人民讨论，财产平均分配(但不予奖励)，不许以强凌弱，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。
八、对原来干部、除少数确有作恶利（作）弊者外，其余一律不予追究。
九、国家征收的赋税，根据国家实际需要，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负担(尽量精简机构、减轻负担)。
十、大赦天下，释放囚犯。
建国宗旨：创民主，除独裁，立自由，灭残暴，兴文明，破野蛮，建幸福，济贫穷，天下必群起而服之，定无反心。
知内者草
今天看来，武文俊的信，对那个时代确实是反动的。至于“反动”得正确与否，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本身已经做了回答。当然，武文俊也有失之编颇、甚至以偏概全和泄私愤之处，但难道他应当就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吗
判决书说武文俊“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”，“攻击社会主义制度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”，这已是无须狡辩的。但说他“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”，无论怎样，也看不出这层意思。我倒觉得，武文俊在为“英明领袖华主席”设身处地着想，提请他注意“前车是鉴，不可重蹈覆辙”，“上台之时，须考虑下台之日”。同时还要华注意不要做“梦中的牺牲者”，因“曹操好梦中杀人，实际操刀不在梦中，被杀者在梦中也”……此情此意，实乃“谋士”之状，又怎能说是“击攻”呢 相反，武文俊就是在华国锋上台后被“从重从快”镇压的。
人死不复生。武文俊冤死25年了，至今无人写过关于他的文字。也许，他太平凡了，他一介小学教员而已。是的，他1958年芷江师范毕业后几乎一直是个小学教员(1970年至1973年曾在溆浦四中当过中学教员)，并且是个不太听话的小学教员，1959年他要求调动工作，发牢骚，讲怪话，说“教师不能象板凳那样，放在那里就不能动”，不能调动就认为是“不自由”，因此，在学区挨过批判，写过检讨。1972年为了申请福利补助，他把自己家里写得很苦，“表现为不满现实”，又受到批判。但是，也正是他，在虚幻的“大好形势”下，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，说出了别人没有说、或者不敢说的真话——尽管他是匿名的，但被捕后，他坦承了全部事实。
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，殉难者的名单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，遇罗克的死是为了让“出身不好的人”有同样的“平等参加革命”的权利；张志新的死是为“被打倒的走资派鸣冤叫屈”；李九莲的死是因“怀疑文革、为刘少奇鸣冤”；林昭则是为了反对“现代迷信”……可以这样说，他们的死，都是洒向共产主义祭旗上的血，而武文俊似乎不在他们的的价值体系之内。我想，那时如允许个人思考的话，武文俊是看出“革命”后果的人，他也许会像顾准那样走向“经验主义”的。
在狱中审讯时，问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。他说，“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抓得过死了。”并说写信“给中央领导，如果领导对结扎、民主、自由等问题能考虑一下更好，能否改革一下。”而那时的时代语是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”，他却希望“改革一下”，当然与？？时代就格格不入了。
同事武思月说武文俊“有书呆子气”，我是相信的。不然，他不会一进监狱就被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的教悔感化了，并在“交待书”中一再咀咒自己“没良心”。他这样做，是想“从宽”，能活下去——既为自己，也为了孩子们。也许他想到了，假如自己死了，受苦的就是孩子们，因为“其父系现行反革命分子、被我镇压”的帽子会让他们永世抬不起头来。1976年7月30日上午在第三次庭审中，审讯者问他“打算怎么办”，他说“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恶，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。如果党允许我再活下去的话，就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因为我的罪恶是死而有余，枪毙都还太轻了。我如能活下去的话，一定重新做人”。他还说，“我家4个孩子……还小，我爱人思想也很进步，她们都是革命的”。同年11月9日最后一次提审，问他“还有什么话要说”，他说，“我请求政府给我一条生路。”但是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铁拳是毫不留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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